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曹 普
改革开放作为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其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一是从我国自身情况看，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二是从外部情况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因此，30年前，是严酷的国内困境和严峻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这是一种被迫的选择，然而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一、“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https://www.trustwallety.cn1956年党的八大对于如何以苏联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是，从1957年开始，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多次遭受重大挫折。“左”的错误不断积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之久，名义上是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严重损害了党和社会主义，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图景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是一副怎样的图景呢？
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
“文化大革命”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 期）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邓小平打出的沉重“问号”
我们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大家看，“文革”时期搞的这种社会主义，难道就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所要追求的那个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如此体现的吗？按照这样的社会主义继续发展下去，社会主义还有吸引力、号召力、凝聚力吗？人民能答应吗？中国还有希望吗？每一个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邓小平更是如此。从第三次复出伊始，他就对“文革”这样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这种“优越性”打出了沉重的问号。1977年12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他尖锐地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1978年3月10日，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他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也是发出了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信号。社会主义绝不能够再像“文革”这样搞下去了，中国再也不能像“文革”这样折腾下去了。
二、中外经济科技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中国面临巨大压力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中国相继发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一个接着一个，西方世界、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又在干什么呢？又是怎样一副图景呢？
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
新科技革命，也称作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兴起于二战以后的美国。这次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二战期间积累的本来服从于战争需要的军事技术转移到民用上来，使得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尖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在原子能技术方面，1945年7月，美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1957年，美国西屋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压水堆型商用核电站，苏联以及英法等国也相继建成了核电站。核电站作为一种新能源，开始迅速发展。在信息技术方面，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电脑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1958年出现了晶体管计算机。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每秒运算千万次的集成电路， 即第三代计算机。1971年世界上第一台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做芯片的微型计算机在美国制成。在超大型计算机发展的同时， 微型计算机和微处理机， 家庭和个人用电脑迅速发展。在空间技术方面，1957年10月4日， 11月3日， 苏联相继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此后，美、苏两国开始了激烈的太空竞争。1969年7月，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首次登月，1981年4月，“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又成功发射。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美国科学家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DNA重组实验； 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此外，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等也迅速发展。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 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美欧日经济实力的大发展、大提升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从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美国经济连续上升了106个月，6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繁荣的十年”。1975年，美国GDP总额达到15265亿美元，是1957年的3.2倍。从1951年到1971年的20年间，西德GDP增加了5倍多，是除日本之外发展最快的西方国家。1951—1970年，法国工业年均增长5.9%，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09亿美元。日本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1955年，日本编制《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年）；1960年，又实施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5%，1960—1965年为9.8%，1965—1970年为11.8%。从1955—1970年，日本GDP增长了7.2倍。日本、美国、欧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但在随后的20年里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经济总量遥遥领先山东。弹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整个中国内地当年只有148亿美元（《港澳经济考察报告》，1978年5月31日）。
巨大的差距与震撼
对中外经济科技之间巨大差距的真实认知，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通过出国考察访问实现的。“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这样，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重要的考察团包括: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其中西欧五国团最引人注目。该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看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追寻1978——中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第558页）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服装式样多，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我们“实在觉得很寒碜”。1978年6月1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开会，专门听取了访日团、港澳团和西欧五国团的汇报。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 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获得的共同感受是:没想到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TrustWallet钱包官网地址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大家无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太落后了， Trust钱包安卓版下载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党再不调整政策，另寻出路，改革开放，奋起直追，真是愧对人民、愧对国家、愧对时代了！
三、“再不实行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85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曾说:“中华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最终证明中国人行不行，还要看这十亿人口怎么做。”建国以后几十年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中国人做得怎么样呢？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做得怎么样呢？中国的社会主义表现得如何呢？应该说，进行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最终结果看，距离应该和可以达到的目标，还差很远的路程。但新的契机终于到来了。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粉碎，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获得了重新出发的重大转机。面对这样的转机，中国再也不能失却也不容失却了。
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在重大历史转机面前，作为毛泽东临终前指定的接班人、并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华国锋，虽然对“文革”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有所认识，也曾试图结束“文革”造成的混乱，但由于他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相反却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并在这个方针下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没能承担并完成引领全党走出“文革”困局、实现历史转折的重任，这就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间，虽然各项工作有所前进，党的指导思想却仍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的不正常状态。
这样，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来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就成为中国告别过去，开创未来，开辟新时期新道路新天地，解决当时中国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关键，是关键中的关键。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实践”至上的权威，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激烈交锋，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规模、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有力支持，批评“两个凡是”的主张，公开支持《实》文的观点，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人也表态支持这场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不含台湾）中，有27个省市的党政领导先后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不赞成“两个凡是”，从而造成了真理标准讨论的不败之势。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贡献和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重新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了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把人们从毛泽东晚年错误、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等一系列新政策、新主张、新思想、新办法的提出，打开了通道，提供了思想空间和条件。
改革开放的初步“酝酿”
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不断深入，伴随着思想“坚冰”的打破，改革开放也开始酝酿了，并逐渐成为共识。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研究如何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会议开了两个月零3天，提出的新办法、新路子，集中起来，就是一条:改革开放。会议期间，袁宝华、张劲夫、胡乔木等36位同志发言；李一氓、谷牧分别介绍了考察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西欧五国的情况；姚依林在发言中引用列宁的话，提出“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都给与会者很大启发。会议结束时，李先念作总结讲话，提出“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同时提出:“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自己从头摸索的爬行主义，要快不知多少倍。” （引自《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这次务虚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决策层唯一一次用如此长的时间集中地、大规模地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会议，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期间，邓小平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改革开放问题。1978年6月、10月，在会见罗马尼亚和西德客人时，邓小平指出:“我们派了许多代表团到欧洲和日本去考察，发现我们可以利用的东西很多，许多国家都愿意向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条件也不苛刻，从政治、经济角度对我们都有利，为什么不干呢？”“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在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中，邓小平提出: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这时候，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也由邓小平首先提出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
真理标准讨论热烈开展半年多了，改革开放开始酝酿了，工作重点转移也提出来了，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将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只是酝酿，到底改不改、开不开；工作重点转移虽已提出，到底转不转移，何时转移；真理标准讨论究竟谁是谁非，等等，对这些重大问题，从党中央来说，都还没有做出正式结论和决定，都属“悬而未决”。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农业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等，也需要研究。这样，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也就是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并做出正式结论和决定的必要性、紧迫性就提出来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一个眼前的、现实的背景。
按照我们党的惯例，在召开中央全会之前，往往要先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就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讨论，统一认识，为全会召开做准备。这样，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就先行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开得一波三折，取得的成果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一致赞成从1979年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二是为天安门事件等7个重大历史遗留案件平反；三是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批评了“两个凡是”；四是进行中央人事问题酝酿等。邓小平在会议闭幕时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第三天召开的。由于前期作了充分准备，这次全会只开了5天就结束了。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有了这三个“拨乱反正”做基础和保障，再有了前面的一系列酝酿和准备，全会正式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决策就水到渠成了。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4页）。公报中虽然没有出现“改革开放”四个字，但这一段话，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绝非历史的“偶然”，更不是某个人的“臆想”，而是中国发展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大势使然，是“内忧外压”的形势所逼迫出来的。当然，这个选择本身也经过了较量和斗争。在做出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顽强生机再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正是因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中国社会才在此后的3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试想:如果当初不作这样的选择，或者做出别样的选择，继续闭关锁国，继续固步自封，继续陷在僵化封闭的“左”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与世界发展的潮流相脱节，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相背离，——现在的中国，会是怎样一个中国呢？现在中国社会的面貌，会是怎样一副面貌呢？现在中国十几亿的老百姓，会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文中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皆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卷）（《学习时报》2008年10月6日）
中国高等教育30年的观念变革与实践创新 欧阳康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其最根本之点还在于一系列具有根本性的观念变革和实践创新。
30年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迅速发展是以30年前的那次哲学讨论作为发端的，这就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次讨论可以说是恢复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和基本命题，但是引发了一场重要的政治革命。从历史反思的角度看，它实际上是要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开创改革开放的全新时期。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发生之前，中国还有一次重要的变革——1977年8月--12月间提出并实施的恢复高考。这次变革发生在真理标准讨论之前，是在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高考改革引领了社会变革，对于改革开放做了一个“破冰之旅”，成为中国社会面向未来的一个重要的起点。恢复高考，这既是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国高校解放思想和快速发展的逻辑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恢复高考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意义也许是怎么评估也不为过的。
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在观念变革和实践创新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里大体梳理了十个方面。
一、关于知识的价值定位：从“知识无用论”到“知识塑造美好人生”
大学的地位实际上是和知识的地位、尤其高端知识的地位联系到一起的。当年“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范围的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没有了学习的机会，大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遗憾。让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大家很愉快地就去了。没有机会读书、上大学都没有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缺失。为什么？大概不是因为那一代人不爱学习、不爱知识，而是因为当时知识在大家心中还没有那么崇高的地位；而从社会整体上来看，并没有如此看重知识的作用和力量，也还没有构建起高度尊重知识的宏观氛围：1973年，张铁生在大学考试的时候交了白卷，反而成了“反潮流英雄”，被破格录取上了大学，还被提拔为领导干部。这成为“知识贬值”的极端个案。
30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获得了革命性发展，其最根本的基础是全社会重新认识到培根先生早年所讲的“知识就是力量”及其在新时期的特殊意义。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对于知识的升值起了决定性的引领作用。今天我国在宏观战略上提出了由人力资源大国转化为人力资源强国的重大任务，更是凸显了知识和教育的作用。实现这种转换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这对于一个国家是如此，对于每一个人也是如此。之后出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知识，热衷学习”的势头，在学习中发展自我，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学习与教育改变着个人的命运，改变着家庭的命运，改变着企业和单位的命运，也改变着社会的命运。个人通过学习走进社会并依据所受的教育程度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求得定位，社会通过教育提高全民的素质并引领文化的发展方向。于是，个人、家庭、群体与社会的命运之间前所未有地以知识和教育为纽带而被联系起来，并通过全民性的学习和教育达成了良性健康互动。大学在国家和个人未来发展中的重要角色被大家更加清晰地认识和自觉地承认。
二、关于高等教育的社会定位：从“教育革命”到“科教兴国”
20世纪的早期，鉴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一些知识分子曾经喊出了“知识救国”、“教育救国”的口号。但是这个口号的力量在当时还非常之微弱，因为当时还没有能够解决教育救国的政治前提，甚至有些人说偌大一个中国竟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何谈教育，何谈教育救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从高校引发。依据于两个基本的判断：一是“文革”前的17年中国的教育基本上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是“黑帮路线”专政；二是高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场所。由此而提出了“教育要革命”的基本判断。30年来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以后，尤其是在经历了对教育革命的反思以后，走向了教育兴国和教育强国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进步。我们过去强调教育的社会作用主要是“两为”，第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第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两点在今天仍然有效，但是教育更多的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面向培养未来一代人。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高端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且是其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也是最具有引领能力的一部分。科教兴国战略，使发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成为一种国家发展战略。
三、关于高等教育的投入体制：由义务教育转换为综合性和高层次的未来投资平台
30年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体制有很大的变化。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体制是上小学要交钱，上大学不需要交钱，由国家办高等教育，把高等教育办成了义务教育。而现在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由国家来办，向社会普及，高等教育则变成了由国家、社会、家庭和考生共同来承担的一个面向全社会的公开、公平的教育平台。国家仍然是高等教育的主要投资者、主办者，但是社会尤其是家庭也成为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和支持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高等教育的定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师生、学校与同学之间的关系。这样，高等教育变成了国家、社会、学生和家长对未来的一种共同投资。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学生和家庭成为大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的部分学费的负担者，因此他们也就相应成为了高等教育的投资者之一；大学生到大学学习也因此具有了家长和考生们花钱买教育、接受教育和享受教育的性质。为此，学生有权利享有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因为他们也是高等教育的投资者之一，他们也应当成为对自己未来的主导者。他们甚至也有更多的权力参与到所在高校的管理之中，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进步和发展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四、关于高等教育的体系：由前苏联模式走向中国特色
1949年以来，在全面学习前苏联思想的主导下，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在全面复制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最关键之点就是要让教育贴近社会、贴近应用、贴近生产。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直接功能是要为万废待兴的国家培养一大批社会生产直接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国家希望大学生在毕业以后就能够直接到生产第一线进行工作。因此，1952年的院系调整分离了一批大学，新建了一批大学。分离的是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成为了文科和理科大学，清华大学成为工科大学等；新建的大多是单科型的大学，如工科、农科、医科、财经、政法等，使大学脱离了应有的知识广度和教育覆盖面。从总体上看，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仅设置了本科并且没有实行学位制度，是一个平面式的教育体系。
近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尤其是通过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学位制度的全面构建，以及世纪之交的高校合并与管理体系的全面清理，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多样化、多层化和立体化方面得以迅速发展。从学位层次上来看，有了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从性质上来看，有了教学型、研究型和教学研究并重型等；从学科布局上来看，大部分高校都摆脱了单科型和片面性，走向了多科性和综合性，恢复了高等教育的应有本性；从类别上来看，除了普通高等教育外，还有各种类型的职业技术教育，而在研究型大学里，又提升出一批“211工程”大学和“985工程”大学等；从高等教育办学的主体来看，过去全部由国家来办，现在却变成了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共存，而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新生事物叫做独立学院。它由民间投资，又依托于一定的著名主办高校，使得它们的教育质量、政治方向、管理模式和培养方式等方面都能够有比较厚重性的支撑；从管理体系上看，由过去各部委和地方的多头管理到以国家教育部和地方政府为主的纵向分层次管理体系，国家和地方的责任与权利更加清晰和合理。以上变化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多元办学主体的共同努力下，迅速地向着分类和分层、立体性和综合化方向发展，这对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人才培养水平、更好地走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关于高等教育的对象：由极少数的精英扩展到大众
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全国约有570万人报考，最终录取了约27万人，录取比例约为4.7%。2007年，全国报考人数约1010万，录取约567万人，录取比例超过56%，我国毛入学率提升到23%。30年来，通过高考为国家选拔人才超过4100万人，而今天，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总数就超过了2700万人。据说，印度1998年的大学生人数是中国大学生人数的两倍；而到了2006年，中国的大学生总数是印度大学生人数的两倍。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仅是意味着教育对象的增加和扩大，更重要的是更广泛的青年大众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人们的高等教育权益有可能得到更好的实现。受教育权和文化权都是人民的重要权益，让更多的人能够上大学，这既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结果和直接表现，也是社会和高校进一步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和直接动力。
六、关于大学精神的内涵：由赋予大学精神以过多的革命和意识形态内涵到更多地赋予其科技创新和社会文化内涵
长期以来，大学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也被看作是政治斗争的阵地和社会革命的工具，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学的政治功能被畸形运用，并发展到极限。大学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解读为“革命精神”，“造反有理”成为当时大学精神的特别写照。30年来，大学精神获得了更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内涵，尤其是渗透着一种人类的爱心与责任意识，使大学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梅贻琦先生曾经说过，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今天中国的大学，不仅有大楼，也不仅有大师，还有大爱。从“大楼”方面来看，30年来我国大学的校园建设迅速发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就其硬件而言，我们很多大学校园已经不比英美一流大学逊色多少。从“大师”方面来看，“文革”前我们的高校教师队伍中很少有教授，高校中有副教授职称者就已经凤毛麟角；30年来，我国高校已经培育出一大批高端的、精英的、学术性的人才，他们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最重要的力量。从“大爱”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大学校园前所未有地充满着一种大爱，充满着一种责任；爱心与责任使大学精神变得更加丰富和具体；教师的爱心转化为社会责任和教育责任，学生爱祖国、爱社会、爱他人的爱心也转化为他们促进自我发展的责任。“大楼”、“大师”加“大爱”，使大学精神既有了现实的物质支撑和文化基础，也有了主体性力量，还具有了价值取向和内在灵魂。今天的大学精神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大学文化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真正成为先进文化的引领者，成为社会发展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
七、关于大学的功能：由比较单纯的传承育人转向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位一体
在世界范围内看，大学的功能规定经历了从古典的教书育人，到德国的洪堡先生提出科学研究、创新知识，再到后来在美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服务社会、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去我国的大学主要是教书育人，谈不上科学研究与创新。今天这三位一体的功能在中国大学中也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实现。应该说，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大学的重要使命。如果就中国的整个大学体系作为一个创新体系来看，它的整体作用已经不亚于我国的其他专门科学研究机构，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甚至占据主要的地位。在社会服务方面，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型大学都拥有自己的企业、产业，拥有了自己的科技园，以特殊的方式促进着基础研究，也促进着知识的转化。当代中国的大学借助于其雄厚的学术实力，并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社会、企业、市场的各行各业之中，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八、关于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由摇摆于社会与大学之间到立足校园、走进社会
过去我国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长期在课堂与社会之间摇摆：要么是象牙塔，把学生们关在校园里，围居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严重脱离社会，脱离大众；要么脱离校园，完全走向社会而变成了一种开门办学，搞“五七”分校，把大学生派到农村去，长期在农场搞劳动。今天我国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校园与社会之间有了一个较好的定位与协调：一方面，大学教育还是要立足于大学校园和大学生活，使之系统化、专业化、高端化，为此而努力建立起全面、系统、科学的课程体系，重视课堂的系统的知识传授与训练，通过学分制帮助学生建立科学的知识和能力体系；另一方面，大学教育也不能离开社会、脱离社会，而应最大限度地帮助学生走进社会，高度重视课堂之外、校园之外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对大学生发展的影响，使大学生能够在上学期间就以各种方式走向社会、走进大众、走进实践。实践证明，一旦把学生引进了社会和实践，他们的爱心和社会责任感就会得到极大的激发，他们的综合能力就会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获得长足的发展。在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内在交互作用中，今天的大学教育正在非常自觉地走向一种全面的、高层次的素质教育。全面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培养一代新人的至关重要的发展方向。
九、关于大学的培养目标：由单一规范化模式到在规范化教育基础上鼓励大学生的个性化、特色化发展
长期以来，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大学教育比较重视其规范性的方面，对所有学生，不管出身于城市还是农村，不管家庭和历史发展状况如何，不管学习什么专业，以一把统一的尺子来加以度量，不要求和鼓励个性化发展，也没有很好地为个性化发展创造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社会的国际化和市场化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规范性要求——要求其努力与世界高等教育体系接轨对话，以便培养出具有国际规范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应该说，规范性对于大学来说非常必要，它体现了现代高等教育的规律性要求，也顺应了人才成长的普遍规律。各种类型的大学都须在一些基本的方面达到一定的要求和规范，各类人才也应有共同的基本指标体系。而另一方面，国际化和市场化也对每个人的成长提出了个性化的要求——要求他们根据社会的多样化特征发展自己、培养个性，社会也变得更加鼓励和宽容个性。今天，我国的各级各类大学都努力地根据自己的学科专业和社会定位为大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尤其是为某些优秀大学生的特异化发展提供机会和空间，使优异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大学生们的全面成长和个性化成长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
十、关于大学教师的定位：由革命对象和革命力量成为受人尊敬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社会如何看待大学教师？大学教师如何自我定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问题。1956年“反右”扩大化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以首次大规模的伤害；“文化大革命”中，大学生和大学教师又成了革命的主力军，“造反”的主力军；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有一大批大学教师离开学校，“下海”经商；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积极的回流，各类教师，包括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和大学教师，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教师成为受人尊重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社会政策转换的结果，更主要的还是知识升值的结果。知识升值了，掌握知识的人才会相应升值，甚至必然会升值。大学教师在校园里感觉到了生活与工作状态的明显改善，待遇的提升，尤其是来自社会的尊重。过去很多人喜欢把教师比喻成“蜡烛”，认为他们的任务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而今天看来，大学教师的使命不仅是蜡烛，不仅应当是“蜡炬成灰泪始干”，而且应当是“熔炉”，通过自己的智慧与热情去激发学生自我发展的激情与智慧，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自身也不断地获得新的能量和信息，获得新的发展。于是，大学教师成为现代文化的建设者和享受者，也成为大学建设与发展的最积极的力量，大学教师、大学进步与社会发展这三者之间取得了高度的一致性。大学教师的个人发展既成为高等教育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和积极成果，也成为其主体性条件和动力因素。
中国高等教育在30年里走过了它过去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它也一定会面对很多我们过去难以想象的思想观念和实践问题。诸如高等教育的规模与结构质量之间的矛盾；关于教育公平的实现机制问题；关于教育国际化的挑战；关于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大众化时代部分高校教育的精英品格问题，等等，都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更新观念，坚持改革创新，实现高等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2008年第17期）
没有创新氛围出不了创新人才——两院院士热议创新型人才培养 杨晨光
香港中文大学徐扬生院士在国外高校任教时，曾经面试过很多来自国内的学生。让徐扬生感到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学生一看就是一个好学生，但是永远只是一个好学生而已。“在条条框框的限制下，一切都为了考试，这样的学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能力局限住了，只知道怎么考试。”徐扬生说。
创新是高校的强校之本。在刚刚闭幕的两院院士大会上，创新人才的培养常常被院士们提及。
“很多创新型人才，并不是所谓的天才”
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院士谈到创新人才培养时，常常会举胡铃心的例子。胡铃心当年高考分数离重点大学分数线差8分，却因在发明方面的突出表现而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破格录取。学校为他配备了专门的指导教师，支持他组建学生科研团队。如鱼得水的胡铃心很快就展翅飞翔，获得“挑战杯”特等奖、一等奖、首届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成为全国大学生科技创新的模范。
时任南航校长的胡海岩如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地说：“胡铃心并不是所谓的天才，而是寻找到了适合他自己成长的道路。大学里有不少富有创造潜能的学生，我们应该对他们分类培养，因材施教，让他们的个性得以彰显，创造潜能得以迸发。”
尽管目前不少高校都有自主招生的选拔模式，但院士们依然对占有很大比重的应试教育的模式表示忧虑。王大中院士说，应试教育和创新型人才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为创新型人才重要的是要有创新的思维，只是按照老师说的走，仅仅考试能得高分，成不了大科学家。
“在实践中训练自己，才能不被束缚”
“现在创新的条件和经费比过去不知道要好多少倍，还有国际交流，按理说我们应该出更多的杰出人才，但我国拔尖创新人才依然十分缺乏。关键在于，学生的培养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年轻人不了解生产，不了解国家的需求，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70岁的西北工业大学张立同院士谈起创新人才培养时立刻激情四射。
张立同举了个例子。比如学工科的学生，要能画出机械的工程图表。以前的工科学生培养，在设计环节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实践训练，所以一到工厂，学生就知道怎么画图、怎么去设计。而现在的工科学生，计算机能力和外语能力可能很强，但是工程图就不会画，学过但是没有实践过，所以画不出来。这样的学生到企业后会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动手能力比较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说，现行教育体系的一大问题是片面性，只重视学生的知识积累和培养学生分析、推理的能力，忽视了创新人才所必需的其他素质，比如好奇心和兴趣，直觉或洞察力等，这些能力不是靠上一门课或读一些书获得的，最好的办法是让学生在实践中和浓厚的创新气氛中自己“悟”出来。
“创新不是事先安排好计划，不能急功近利”
创新的根源在哪里？在于氛围。徐扬生院士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这一观点。
第一个例子，打乒乓球。全国上下，从城市到农村，乒乓球台处处可见，会打乒乓球的人数不胜数。有些地方，没有打乒乓球的条件，很多人把门板拆下来当球桌，这样的气氛下，中国的乒乓球怎么可能差？有这样的基础，什么冠军拿不到？
第二个例子，经常去欧洲的人，在奥地利的公交车和地铁里，会看到很多人拿着乐谱在看，在别的国家不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有这样的基础，也就难怪作曲家、音乐家等等大都在奥地利产生。
毕业于浙江大学，曾经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10年，又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11年，徐扬生的经历让他对东西方教育的差异看得很清楚。“目前，国内很多大学开设的课程都差不多，教师的讲课、使用的教材都一样，这样不可能实现创新。”徐扬生说，“没有创新的文化氛围，就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其实国内高校的基础教育非常好，学生的基本功打得扎实，比较缺少的是让学生自由发挥个性的空间。因此，培养出来的人大多是跟随者，而不是领军人物。”
“创新不是事先安排好计划，不能急功近利，操之过急出不了大师。”张立同院士说。胡海岩院士认为，从改革开放后接受高等教育的68名院士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人当选时都任职于重点大学和科研单位，这些学校以及科研院所，以其优越的条件促进了创新人才的成长，这也说明，创新人才的涌现需要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中国教育报》2008年6月24日）
主编：强建周 吴秀霞 责任编辑：程霞